｜詐欺案｜被控詐騙集團發起人遭羈押？謙聖律師團隊如何成功抗告，從高等法院撤銷羈押裁定！

魏小雯謙聖
11月18日
讀畢需時 7 分鐘

當家人突然被指控為詐騙集團的「發起人」或「主謀」，甚至在偵查階段就被法院裁定「羈押禁見」，這對任何家庭來說都是極其沉重的打擊。在資訊不對等、內心充滿焦慮的情況下，許多人會感到徬徨無助，以為只能被動接受司法程序的安排。然而，羈押並非無法逆轉的最終判決，透過專業的法律策略，您仍然有機會為家人爭取重獲自由的權利。

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日前便成功處理了一起極具挑戰性的案件：當事人被檢察官指控為詐騙集團的發起人，涉嫌違反《詐欺危害防制條例》第44條第3項、第1項第1款，以及《刑法》第339條之4第1項第1、2款加重詐欺取財等罪，這些都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的重罪。在偵查中，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見。然而，我們的刑事辯護團隊憑藉對法律的精準掌握與豐富的實務經驗，成功說服臺灣高等法院，將地方法院的羈押裁定「直接撤銷」，為當事人開啟了重獲自由的大門。這篇文章將為您深入解析，我們是如何在這場艱難的法律戰役中，一步步逆轉情勢，成功為當事人爭取權益。

一、案件背景：被控為詐騙集團發起人的嚴峻挑戰

本案的當事人（為保護隱私，下稱A先生）被檢察官指控為詐騙集團的發起人，這是刑事案件中最嚴重的角色定位之一。檢方認定A先生涉嫌違反以下重罪：

■ 發起犯罪組織➙詐欺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3項、第1項第1款➙5年以上有期徒刑（最輕本刑）➙指揮犯罪組織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

■ 加重詐欺取財➙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、2款➙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（最輕本刑）➙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，並冒用政府機關名義

★由於這些罪名的法定刑期極重，且A先生被指控為「發起人」的角色，檢察官在訊問後，便以「犯罪嫌疑重大」、「有逃亡及串證之虞」為由，向地方法院聲請羈押。

地方法院審理後，採納了檢方的說法，認為：

1.A先生的配偶在境外，可能構成海外逃亡的動機

2.A先生與其他共犯的證詞不一，有串供、滅證的風險

3.作為詐騙集團發起人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羈押必要

➙最終，法院裁定將A先生羈押禁見兩個月，並禁止接見通信。這項裁定，無疑是將A先生與外界完全隔離，使其在心理與訴訟準備上都陷入極大的困境。

二、逆轉的關鍵：謙聖律師團隊的五大訴訟策略

面對地方法院的不利裁定，家屬在第一時間委任了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。我們的律師團隊在詳閱卷證、與A先生深度溝通後，迅速擬定了精準的抗告策略，並向臺灣高等法院提出強而有力的法律論述。我們成功說服高等法院的關鍵，在於以下五大策略：

策略一：挑戰原審裁定說理不足 — 違反偵查適度保留原則

我們在抗告狀中首先指出，原審法院的羈押裁定雖然應基於「偵查不公開原則」而適度保留具體事證，但原裁定的說明過於簡略，幾乎未說明具體事實與關鍵證據的所在，甚至連卷內事證的頁數都未註明，使得辯護人難以有效防禦。這種過度簡略的裁定，已違反「適度保留」的界限。

➙高等法院採納我方觀點：法院認為，原裁定就相關具體事實及關鍵證據，受僅略之說明而為適度保留，亦不註明卷內事證之所在，尤予欠明。

策略二：精準反駁「逃亡之虞」— 強調主動到案，戳破主觀臆測

地方法院僅因A先生的配偶在國外，便推斷他有逃亡的可能。我們向高等法院強調，這種推論過於草率且充滿偏見。事實上，A先生在台灣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，並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，具有強烈的在地連結與社會拘束力。

更關鍵的是，A先生在114年10月21日出境受阻時，是主動前往警察局詢問原因，此舉動恰恰證明他無意逃亡，而是坦然面對司法。如果A先生真有逃亡意圖，在出境受阻後應該會躲藏起來，而非主動到案說明。

➙高等法院採納我方觀點：法院明確指出，「被告係因114年10月21日出境受阻，主動至警察局曉諭解原因，顯無逃亡之意圖」。法院進一步認定，不能僅因配偶在境外，就遽然推定當事人有逃亡之虞，必須有更具體的事證支持。

策略三：瓦解「串證之虞」— 指出證據已保全，串證無從發生

地院認為A先生與共犯證詞有出入，可能串證。我們主張，相關的手機通訊紀錄等關鍵證物早已被檢察官扣押，證據已被固定。在這種情況下，A先生已無從串供或湮滅證據。

我們進一步指出，A先生係因更換手機造成對話紀錄缺失，並未有積極刪除、銷毀證據之行為。證人之間記憶與陳述的細微差異，本是偵查實務的常態，不能直接等同於有串證的風險。

➙高等法院採納我方觀點：法院同意，「何況共犯已到案，主要通訊紀錄及電子書證，亦應已由偵查機關扣押，證據固定，已無串證空間」。

策略四：質疑犯罪嫌疑是否重大 — 僅有共犯單一指述，證據薄弱

雖然檢方指控A先生為詐騙集團發起人，但我們仔細檢視卷證後發現，本案主要證據僅有共犯的單一指述，對話紀錄內容空泛，並未有明確證據證明A先生確實為發起人或主謀。

我們向法院強調，A先生自始否認犯行，並積極配合調查。在犯罪嫌疑尚有疑義的情況下，不應貿然採取羈押這種最嚴厲的手段。

➙高等法院採納我方觀點：法院認為，「本案僅有共犯之單一指述，對話紀錄內容空泛，被告之犯嫌是否重大，容有疑義」。

策略五：高舉「比例原則」大旗 — 主張羈押非唯一手段

這是我們本次抗告的核心論點。我們強調，羈押是限制人身自由最嚴厲的強制處分，應是「最後、非不得已」的手段。根據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01條第1項，羈押必須符合「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」的要件。

A先生在本案中，先前已被檢察官限制出境8個月，其行動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管。我們向法院力陳，可以透過「具保」、「責付」、「限制住居」、「定期報到」或「扣押旅行證件」等侵害較小的替代方案，同樣能達到確保後續偵查、審判程序順利進行的目的。此外，A先生先前並無任何與詐欺相關的犯罪紀錄，素行良好。地方法院在裁定時，僅著重於犯罪嫌疑的嚴重性，卻忽略了對A先生個人品行、生活狀況、家庭結構等因素的綜合考量。這種「只看案、不看人」的審查方式，顯然不夠周全，違反了比例原則。

➙高等法院採納我方觀點：法院明確指出，「羈押係拘禁被告於一定處所，乃刑事訴訟強制處分方式中，干預被告人身自由最為嚴厲者，其目的僅止於保全證據及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，尚不得作為預防犯罪之手段」。法院進一步認為，原審法院「並未就其體個案情節，如個人生活狀況、品行、智識教育程度、犯後態度、經濟狀況及其家庭結構等因素，再與侵害法益之損害及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程度相較，是否仍有命該被告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，均不足以確保追訴、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之必要，一一詳予考量」。